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长征锻炼了人民军队，长征磨练了人民军队，长征成就了人民军队，长征开启了人民军队发展的新起点。”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长征中，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决定，有力保证了长征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最终取得伟大胜利。今天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紧紧扭住政治建军不放松，更加严格地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
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最高要求。长征中，党中央千方百计寻求突围，先后多次调整落脚点，几番陷入险境危局，广大红军将士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自觉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融入军魂，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能否严守纪律、听党指挥，严峻的考验莫过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向党争权。对此，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严明党的纪律，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强调，“必须在第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俄界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其“漠视党的一切纪律”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进一步重申党的纪律，责令其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广大红军将士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言行，使其政治野心和分裂活动以失败告终。
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深刻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就为我军规定了必须遵循的最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也成为我党我军在以后实践中恪守不变的根本原则。
正是由于严守党指挥枪的铁纪，红军才能冲破重兵围堵、克服重重困难、战胜种种危机，创造史无前例的人间奇迹。习主席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最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权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始终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决策指示，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集中体现。长征中，广大红军将士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命令和任务，英勇奋战，敢于牺牲，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坚守。
1934年秋，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决定项英、瞿秋白、陈毅、何叔衡、贺昌、陈潭秋、毛泽覃等一批同志继续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从当时情况看，跟随红军主力转移虽然困难重重，但留下来处境更为险恶。但这些同志毅然服从中央决定，继续在苏区与敌人作顽强斗争，多数英勇就义。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死死顶住尾追的敌人，掩护主力过江，结果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大部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听从命令、严守纪律的壮歌。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遵守群众纪律是红军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生动写照。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明确指出，“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1935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突出强调“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红军在长征中秋毫无犯、执纪如山，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正是由于把贯彻执行党的决策指示作为铁纪严规，红军才能压倒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习主席指出，和平时期检验军队是否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看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是否坚决有力、严肃认真。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决策指示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集中体现，无论党交给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要闻令而动、雷厉风行，不讲困难、不讲条件，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确保党的指示要求一贯到底。
始终把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内容。长征中，红军将士以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要，以党和革命的根本利益为重，以铁的纪律规矩维护团结统一，使全党全军凝铸成为众志成城、坚如磐石的战斗集体。
各路红军一度处于独立作战和发展的状态，但都讲规矩、守纪律，在争取革命胜利这个总棋盘下团结协作。1934年7月，遵照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北上抗日，红六军团进行西征，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随后，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转战到陕南，从战略上策应了其他各路红军的行动；进而又西进甘肃，牵制敌军，迎接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与红十五军团一起，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在主力红军长征期间，陕甘红军、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违背团结统一的错误言行，坚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开展严肃有力斗争。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声东击西、机动灵活，打了不少胜仗。有人却埋怨部队尽走“弓背路”，对中央的正确指挥提出质疑。1935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对这一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右路军中有人提出是否进行拦截，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严肃指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表现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高度的纪律观念和维护团结统一的坚定立场。
正是由于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才保证党和红军成为牢不可破的整体，使革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习主席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进一步严格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不断夯实推进强国强军伟业的牢固基础。
始终把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途径。长征中，党内政治生活逐步实现正常化严格化，加强了对党和红军的纪律约束，有力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成为红军夺取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
在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初期，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受到严重破坏，正确意见被压制，错误路线得以推行，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为挽救濒临绝境的党和红军，毛泽东、周恩来等依靠党的组织程序，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思想交锋。长征初期，毛泽东多次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中央“三人团”提出正确看法，即使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仍服从组织决议。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召开，毛泽东在长征开始以来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后来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逐渐改变了党内政治生活非正常化的局面，使中央红军及时转变战略方向，脱离了险境。
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强调“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此后，新的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每次重大战略方针的调整，都是以会议的形式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从而有效维护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肃性，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
正是依靠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锤炼了红军将士严守纪律规矩的政治品质，才使党和红军不断战胜错误、走出困境，最终夺取胜利。习主席指出，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象作斗争，不断净化政治生态，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最高要求。长征中，党中央千方百计寻求突围，先后多次调整落脚点，几番陷入险境危局，广大红军将士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自觉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融入军魂，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能否严守纪律、听党指挥，严峻的考验莫过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向党争权。对此，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严明党的纪律，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强调，“必须在第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俄界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其“漠视党的一切纪律”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进一步重申党的纪律，责令其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广大红军将士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言行，使其政治野心和分裂活动以失败告终。
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深刻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就为我军规定了必须遵循的最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也成为我党我军在以后实践中恪守不变的根本原则。
正是由于严守党指挥枪的铁纪，红军才能冲破重兵围堵、克服重重困难、战胜种种危机，创造史无前例的人间奇迹。习主席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最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权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始终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决策指示，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集中体现。长征中，广大红军将士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命令和任务，英勇奋战，敢于牺牲，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坚守。
1934年秋，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决定项英、瞿秋白、陈毅、何叔衡、贺昌、陈潭秋、毛泽覃等一批同志继续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从当时情况看，跟随红军主力转移虽然困难重重，但留下来处境更为险恶。但这些同志毅然服从中央决定，继续在苏区与敌人作顽强斗争，多数英勇就义。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死死顶住尾追的敌人，掩护主力过江，结果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大部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听从命令、严守纪律的壮歌。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遵守群众纪律是红军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生动写照。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明确指出，“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1935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突出强调“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红军在长征中秋毫无犯、执纪如山，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正是由于把贯彻执行党的决策指示作为铁纪严规，红军才能压倒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习主席指出，和平时期检验军队是否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看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是否坚决有力、严肃认真。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决策指示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集中体现，无论党交给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要闻令而动、雷厉风行，不讲困难、不讲条件，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确保党的指示要求一贯到底。
始终把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内容。长征中，红军将士以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要，以党和革命的根本利益为重，以铁的纪律规矩维护团结统一，使全党全军凝铸成为众志成城、坚如磐石的战斗集体。
各路红军一度处于独立作战和发展的状态，但都讲规矩、守纪律，在争取革命胜利这个总棋盘下团结协作。1934年7月，遵照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北上抗日，红六军团进行西征，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随后，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转战到陕南，从战略上策应了其他各路红军的行动；进而又西进甘肃，牵制敌军，迎接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与红十五军团一起，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在主力红军长征期间，陕甘红军、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违背团结统一的错误言行，坚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开展严肃有力斗争。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声东击西、机动灵活，打了不少胜仗。有人却埋怨部队尽走“弓背路”，对中央的正确指挥提出质疑。1935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对这一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右路军中有人提出是否进行拦截，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严肃指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表现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高度的纪律观念和维护团结统一的坚定立场。
正是由于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才保证党和红军成为牢不可破的整体，使革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习主席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进一步严格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不断夯实推进强国强军伟业的牢固基础。
始终把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作为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途径。长征中，党内政治生活逐步实现正常化严格化，加强了对党和红军的纪律约束，有力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成为红军夺取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
在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初期，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受到严重破坏，正确意见被压制，错误路线得以推行，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为挽救濒临绝境的党和红军，毛泽东、周恩来等依靠党的组织程序，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思想交锋。长征初期，毛泽东多次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中央“三人团”提出正确看法，即使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仍服从组织决议。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召开，毛泽东在长征开始以来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后来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逐渐改变了党内政治生活非正常化的局面，使中央红军及时转变战略方向，脱离了险境。
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强调“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此后，新的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每次重大战略方针的调整，都是以会议的形式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从而有效维护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肃性，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
正是依靠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锤炼了红军将士严守纪律规矩的政治品质，才使党和红军不断战胜错误、走出困境，最终夺取胜利。习主席指出，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象作斗争，不断净化政治生态，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的思想和组织保证。